越南社会考察

从我来到胡志明市算起,在越南我已经逗留了一个多月了。虽然我还有一周时间,不过关于严肃的文章我总想早做准备。于是以下就是我在越南的一些值得一提的观察和分析。

意识形态

当今越南的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主义的一种务实的变体,相比于共产主义理想,它贴近资本市场的现实,相比于国际主义精神,它更切于民族主义和国族一体的实际需要;它基本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另品,可以说是有越南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越南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来自于历史继承的延续性和对国民的承诺,前者来源于一种古代中国思想,后者来自于一种现代中国思想。越南民众接受这些正如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许可。

经济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发达的城市,人均GDP相当于中国总体人均GDP的一半。越南的其他部分更加落后。越南承接中国低端制造业的转移的基础在于地理条件以及人口规模和素质。越南的经济由低端制造业拉动,并且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延续。低端制造业的产品,如服装、小玩具、塑料制品等的在越价格较低,符合其经济水平和民众消费水平;高端制造业等产品需要广泛进口,价格相较于中国没有优势。虽然越南政府极力阻止中国产品的倾销,但是实际情况仍不容其乐观,中国产品仍是中高端市场的主要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越南是一个农业国,不过农业工业化制成品的竞争力在本国仍不如中国。

在挤兑中国商品的同时,越南政府不得不从日本和韩国大量进口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质量的提高却不明显。韩国和日本的对越投资也被广泛接受。

其他对越南经济影响明显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香港、台湾、法国等。

文化

越南人学习外语的热度明显广于中国,包括英语、日语、韩语和汉语。相比于中国人学习英语主要以应试为目的,越南民众更趋向于实用。掌握实用外语对在越生活水平和收入、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显见的。在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影响下,日韩文化优势明显,年轻人很容易从多种方式接触,在对其更先进和发达的生活方式羡慕的同时,接受其文化传播和影响。欧洲文化的影响不如日本和韩国。法国的殖民主义残留主要以经济方式存在,且不如亚洲三国。

越南的现代文化还处在发展的前期阶段,受先进邻国的影响很大,本土文化的竞争力不足。不过,越南还保存着一些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居民楼会悬挂避邪镜,商户会供奉福禄寿三尊或者关公(而且非常普遍),寺庙、牌坊等处会使用中文(同时也会使用一种以传统书法形式输出的现代越南语),等等。越南对中国文化的再接受主要接受的是中国日渐昌盛起来的现代流行文化。同时,得益于其与中国共享的部分传统,越南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些热情。

社会

越南的社会面貌不好,但比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要高。越南普通民众仍未广泛适应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农业社会的一些不良风俗和习气。越南的基建水平低,市区道路拥挤,规划不良,交通信号灯配置率低,机动代步工具基本是摩托车,而且极度缺乏遵守交通法规(如果有的话)的意识。虽然我与越南的公务人员并无接触,但可以察觉出他们缺乏交通警察和一切执法人员,而且其精神面貌也不好,名声不佳。

越南的年轻一代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也是给我观感最良好的越南民众。当下越南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相当高,但是囿于种种原因,其水平仍然较低。不少越南青年选择出国完成学业,也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越南的高等教育水平必然能得到较大提高。

基于现实状况的预测

我对越南的未来的预测是非常乐观的。越南只要积极地承接中国工业转移,很容易在二十到三十年内成为工业大国。越南对中国的特别情感值得重视,一方面它本能地倾向于文化相近的域内强邻的保护,一方面又警惕于可能的独立性的丧失。不过,这种警惕必然会逐渐消散,因为这是现实而不可避免的。日本与越南禀赋相近,国力远胜,也不得不逐渐重回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面前,越南的种种揣度和努力是非常无力的。中越亲善将会被历史证明为最明智且必然的选择。而在这一条件下,越南的未来将会大致到达中等强国的地步。而且,这一过程可能要快于大多数人的预期。

铜臭和墨香

古人以铜为钱。铜久贮而锈,故生铜臭。铜钱我见过不少,也闻过,确实有金属的腥臭味。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人并非单只讨厌这金属味道,说是铜臭,实际上是称钱为铜,意指钱臭。这群嫌恶钱臭的古人也并非是普通农家子,皆是所谓文人雅客之类。臭字的意义也许只是指中性的味道,即嗅味,并非真臭——不过这不是重点。

他们大约没有什么先见的才能或者经济学的知识,想像不到千百年后的钱已经不再是为铜所铸。不过中国的文化是一贯的,所以这铜臭一词还是流传下来,哪怕今天的纸钞甚至有些油墨的香味。

上古时代的人们要刻金文,后来要刻写竹简,不过自从造纸术被一个宦官改良之后,墨水就是读书人的必需品了(说来也有趣,纸张是宦官改良,印刷术是书工发明,读书人们是无力于利器的)。我小时候闻那种装在塑料盒里的臭墨汁,心里想,哪里有什么墨香!我当时就俗了,因为我还不知道文人雅客的墨水,自然跟我用的贫贱鄙陋的工业化墨水不同。不过,当我后来见到那种雕花又添香料的墨块,虽然它香喷喷又美美的,我还是不太理解:反正是要磨掉兑水的,何必呢。——于是我就又俗了,文人雅客的物事,越是不能资于用,也便越雅。比方说一个读书人,如果居然醉心于改良纸张研究什么印刷术,那免不了遭受一些非议:某某居然做工匠之类下九流的贱役,真不可理喻,等等;反之,如果他每日在书房里钻研如何在墨块扇面上作画,呀那可是雅致之极了。

铜臭与墨香,今天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合二为一了。如果把今日的纸币展示给古人看,说不定他们还会以为这是什么画呢。而且,墨香几何,也得以铜臭多少来计价。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特别魔幻又奇妙的角度,亦如是矣。

在大洋的边缘

我拾起一段缆绳

那是船长所爱的

姑娘的辫发

为什么它竟在此

那是否暗示着

大海要姑娘的泪水

汇入它无穷鲸波

超短裙

超短裙是一个很有趣的相对的概念。对十九世纪的人来说,短于脚踝的裙子就称得上是太短了。二十世纪早期呢,短于膝盖的长度可以说是超短。今天的超短裙的标准那就短得更多了。

一方面来说,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社会风气和习俗的转变。你可以说这是解放,当然也可以感叹世风日下。这都取决于你,并没有标准答案。

抛去这不提,我又想到了些别的。裙子越来越短,大腿越露越多。女性们越来越趋于展示肉体的美。而唯有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创造力才能如此跃进。——为此,人们发明了尼龙丝袜和高跟鞋,就为了衬托出女性肉体之美。

这是物化吗,抑或是解放?到底它好是坏呢,我也还辨别不清。

拿我时常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尚界来说,时装模特们的面容标准可以是不同的,但必须要是极其纤瘦颀长,又有一双超脱平常比例的长腿。这似乎是又一种所谓的国际标准。

整容、丰胸、隆臀等等手术在今天似乎并不鲜见,并且日趋流行。但是腿的长度现在来看还是无法后天改变的。所以高跟鞋简直成为了荧幕上女明星的标配,十厘米已经称不上是“超长”了。

超短裙的流行与很多现象同步推进。女性权利、性解放、传统的崩溃、现代美学的重塑,等等——说不定还要怪上全球变暖呢(或者是感谢哈哈)。

奔驰两首

一、起跑

走出家门多远 算是探险

我决定先发放调查问卷

厘清鞋缝里的泥土

加入一场最疯狂的大雁

二、纪念邓世平老师

无非是晨星升起

万物欣欣向荣

江河照常奔涌

大海尚未沸腾

无非是大多已成泡影

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历史、地理与我的历史观

历史显然是客观的,它基本决定于地理条件。鉴于人类早在文明产生前数千年就分散到了世界各个地区。而地理先于大迁徙存在,历史(文明史)又后于它产生。所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因为人类受各地区的地理条件所分别设限,而各不相同。

我最开始接触历史,和历史学,媒介是各种中国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受作者思想影响,基本反映了中国传统上占主流的英雄史观,是主观的,强调英雄角色。阅读这种小说,很容易就被其中的观点浸染,萌生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等的看法,还夹杂着心中拍荡的虚假豪情。

然而历史小说(演义)的局限自然无需多言。中国公立学校的历史课程是我的启蒙,我接受了官方哲学和官方史观,我相信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种史观无疑比传统英雄史观先进,而离真理只有两百年所隔。在马克思之后,人类抛弃了或惺惺作态或障目自言的旧的各种历史观点,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们的历史,从中归纳出了世界历史的共性,可以说就是:地理决定历史。

在一切之初,人的历史就是沿地理而上的历史。智人向四处扩散,如同其他物种一样,这是人具有动物性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历史刚刚产生而尚未被记录的时刻——而已犹然带着地理的印记。人类之所以能在遂古之初便凭躯体跨过今日所见的茫茫大洋,便是地理环境的网开一面。冰架随冰期而浮现,使人类分散到各个大洲,冰架随之消散,将人类拘束在各个分散的单元之中。人类真正的文明便产生在那之后,真正的文明史是地理性地分割开的。

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古人类文明遗址基本都处在一种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大河、平原、气候温和,等等。这些是人类脱离蒙昧的必要初光,这些要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生产力与土地联结起来。人们不仅需要放弃逐水草而居的采集狩猎生活,需要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水土,需要一点时间。在这个步骤上,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先后完成,产生了农业文明,而澳洲因为缺乏稳定河流、适宜土壤,早在文明初放时便注定不能前进。澳洲原住民持续数千年的采集狩猎生活,没能发展出农业文明,就意味着人口的不发展。今天的澳洲原住民基本已经消散。毛利人倒是还在南岛北岛上盘桓。

文明肇生的元素大抵相通,这样产生了农业文明,奴隶社会。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两河和上下埃及,却不能率先封建化,进入封建社会。反而是中国,封建来得早去得迟,整整有两千年。中国封建化十分成功,却没能及时发展出近代科学和工商业、资本主义。反而是封建时代的世界偏隅之地,欧洲西部,踏出了历史的一步。这是历史的一种迟滞的惯性,也正是这种惯性,人类历史上的诸国才得以东西互起,各领风骚。

中世纪的欧洲大体上是南部比北部先进,东部比西部先进,这局势已经在几百年间完全调转了。正如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的封建时代大陆局势一样。

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变数就是新大陆的存在。新大陆隔断大西洋与太平洋,近于欧洲。这距离不近不远,刚好让哥伦布能够抵达(但距离的因素不强)。如果新大陆不存在,欧洲的情况恐怕还是中世纪的延续,资本无法快速累积,只得向情况弗如远甚的非洲殖民。北非尚且有片地宜居,黑非洲的征服必须要等到各种药物发明之后才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率先爆发呢。这已经不可知了。

谈到中国历史,地理因素的显现就更明确了。一是山川之形,二是天时之变。用这俩稍有些腐朽气息的词正好能精确反映出历史是如何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的。山川之形,是会明显受时代因素,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里我默认历史是向上发展的)所随时审视。中国起源于冀、豫,今天来看,就是华北平原,是中国界域内相当平缓最稳妥的摇篮。当华夏先民稍稍发展便开始向四方拓展。在当时的眼光看,东南、华南地区还是恶沼,东北是老林,北部是瀚海,西北是大漠,西南是绝地。但是这些地区都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而逐一被征服。经济重心的移动也能说明地理因素的决定性存在。甚至,西北的反复、北部游牧部落的进退、吐蕃的兴衰更是说明书一样的历史。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这种历史和地理节点就更明显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和灵渠等又是佐证。

天时之变,就是气候的变化、海陆的更间、水土的演化等。中国王朝的更替就是这一点与封建土地性质的结合产物。中国是制度丰满的帝国。(东)罗马帝国土地人口远不如中国,虽然拥有与中国部分类似的帝国体制,还是采用了很多分封的元素,内部的矛盾累积方式与中国并不一样。印度地区各国制度纷杂,在现代以前不作为整体叙述。

历史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以什么为目的的。这个答案可能也不是统一的。有些民族早早地创造了口述历史的传统,这种传统演变成了史诗。有些民族却迟到发明文字之后才记录历史,因此创造了史书。历史在最初应该是普遍口口相传的,但是纵向的流传方式是不普遍的。中国人是如此早地创造了抒情诗的伟大体裁,中国人充沛敏感而微妙的情感必须最早写进诗里。似乎矛盾的另一点是,对待既往的事,中国人采取了举世无双的非凡见地,宁愿沉重地背负着缄默着,也不愿轻薄地夸张成故事或诗。而人们之所以采取史诗的口述方式流传历史,不仅在于态度上的轻浮,也在于其考据的缺乏和真实性的欠缺。

伏尔泰酸涩地挖苦说,中国人缺乏史诗的头脑。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欧洲人太缺乏沉重的对待历史的感官。历史可能是故事,但绝对不会是诗。历史与诗的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也清楚,欧洲人的早期文字史料的缺乏,一方面归咎于历史的短促,另一方面要归结于所谓的“史诗头脑”。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史》和《诗》的王国。

而这种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可能也决定于地理因素的异样。西方世界的各古老民族,都并非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张的,而是点向点的迁徙。这样一来,文明不能得到渐进的发展,而只有空间上的移动。游荡的生活注定无法产生高度的文明。就像今天依旧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人一样,早期的欧洲民族也没有产生对于历史的格外兴趣。

相反,中国稳定扩张的文明让人们产生了对于“我”与“他”区别的思考,产生了“今”与“昔”的对比。历史的概念也就这样被发掘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备周期性的循环,而其他国家则是方生方死的一闪。这是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伟大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也是地理因素的明确体现。中东作为已知文明历史的源起,早早地覆灭在历史之中。地中海沿岸在中世纪繁荣一时,东罗马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持续蓬勃发展。美洲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源源不断输入黄金,以及大西洋沿岸的贸易振兴,最终到美国掌握世界霸权。这一切都以某地区或某国的极大兴盛为开端,又以它的衰落乃至灭亡作为结尾。在这之中,只有中国能够凭借王朝更替周期性释放持续积攒的土地矛盾,达到螺旋式发展的最终目的。人口、文化和土地都是这一切的保障。

历史上,正当黄金时代的国家往往会发展出某一种理论,来论证自身的特殊性,冀图逃脱消亡的必然结果。然而幻想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将视线从我们身后的历史投向头顶的星空,地理决定历史的规律依然适用。 人类的肇生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特殊性质。人类之中各部分在各个地区分别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归结于地球各个部分的特殊性。如果地外生命真实存在,那他们的历史也势必由其地理因素所决定,也就是由各个星球不同的地理要素所分别决定。这就是我的历史观点。

民族主义,亏欠还是多余?

有话说是当局者迷,处在历史中的人尤其是这样。想要考察古代的故事,考据已是困难重重。想要洞悉现在,则是难上加难。

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黏合胶水,是封建国家的溶解剂。在民族主义被创造之后,贵族们的国家便成了市民们的了。然而,市民们的国家堆积在金钱和利益的共同纽带上,时时刻刻处在瓦解和异化的边缘。于是,另一种新型胶水出现了,它就是无政府主义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达成的最大化妥协,一种事实上的亲外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阵营所普遍信奉的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的激进思想。我称之为激进,并非是出于我的保守,而是出于事实所证明的它的过度超前。民族主义在一国之中所爆发的力量,总的来说是超过国际主义的。因为它更能贴合现阶段下市民们的意愿,也符合最多数的利益。

的确,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主义会造成博弈与对抗,激化矛盾。但是因国际主义所暂时弥合的伤痕终究会再次迸裂。国际主义是未来所在,但现在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不可避免要倾向于民族主义?我注意到近些年主流舆论的变化,右翼的和保守的思想渐渐占据上风。在一个充斥着民族主义国家的世界里,一个单独保持国际主义思想的国家是不切合逻辑和最大利益的。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进行思想的重塑是合理的。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会对一个国家造成多方面的伤害和减益,比如压迫少数民族,激化军国主义思想,诱导社会科学的倾向发展,等等。不过观乎当今世界,中国是非常适合激化民族主义的国家。首先,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而且富裕和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边疆地区面积广大,但已经充填了数量巨大的主体民族,控制力较强;主体民族与多数少数民族共享历史、价值、文化和利益;具有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潮;历史传统和国际主义所遗留的平等思想影响极大;党派利益未有分化,采取不受约束的先锋队模式,等等。

民族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无孔不入又变化多端的了。它的名声已为大多数左派所不齿,而尤为愚蠢者所不容。但是现代国家不能舍弃它,所以便通过话术和宣传手段加以粉饰。比如美国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伪区分。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得以维系的,因此也难以避免血腥的资本对它的侵蚀。为了维持存在,近些年来,美国已发动十多场直接或代理战争来保持其国内外利益的平衡。

美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表现出独特的伪装,是跟美国独特的民族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模式有关的。首先,美国试图通过虚构一个共同的想象体来使其完成普世帝国式的国家体制的构建。这个想象体就是“美国的责任”。出于这种想象,美国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些其他国家所不能承担(实际是不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赋予了它其他国家所不能拥有的权力,包括并不限于:合法颠覆政府,合法发动侵略战争,合法进行人道毁灭,等等。可以想见,这种虚幻的“责任”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放弃“光荣的”孤立政策后立刻上台,是与其现实利益直接相关的。

在那时,前一个“帝国”,英帝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性质普通的民族主义国家,与罗马和奥斯曼等普世帝国全然不同。当美国完成历史性的崛起时,英帝国已在战争与和平中渐渐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将要回到它边陲岛国的历史定位中去。作为新崛起的帝国,美国不得不审视英国衰变的历史,并加以借鉴。美国于是认为,必须重回罗马式普世的体制,并加以现代化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世性的独特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的民族主义。

罗马、奥斯曼和美国,都拥有同一个重要的前提,也就是主体民族的数量问题。这种数量上的劣势注定使它们不能转向普通的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在末期便面临这个难题,民族主义转型的失败便预示了它的灭亡。而美国拥有一个前两者不具备的优势,就是足以发动全球战争的优势武力。这种武力便确保了它得以施行霸权政策,以保卫“民族”的自我。

但是,因霸权而繁荣,必将因霸权而衰亡。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倾向。持久的霸权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国通过武力保证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利益,转嫁负担,为美国人提供直接利益回馈。作为基础和反应,美国人为这种利益放弃一部分对道德的追求,这些道德包括并不限于:和平,公正和诚实,等等。因为每一个美国人都是这种残暴的民族主义的受益者,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伪装出盲目的样子,以保护既得的利益。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从2019年,到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按数据估算,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世界之和。到那时,或者那时之前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将会有什么发生改变呢?中国将何去何从?美国将何去何从?历史将会证明。

字间的空白

坚硬的野草

踩着花盆 踮脚长成大树

有翅膀的音乐家

给树的截面唱了几十年的歌

伐木工划动琴弦

借他颤抖的手

从松鼠之家的口袋里

掏出所有果壳

——只给树桩留下

木质的黑胶唱片

道德的时代属性和星际社会学

说到道德的时代属性,就是预先设立了道德不是万古不变的这样一个观点。以今天的眼光反视历史,这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实际上也是了解这一点的,只不过他们在历史变换的迷雾中,对道德的变化仍没有全面的印象。孔子说:“克己复礼。”这个礼,也就是奴隶制时代的礼教规范,是需要人们去“复”的。可见在那时孔子清楚地认识到了先秦时期相对于三王之世的“礼崩乐坏”,也就是道德标准的改变。

在先秦时期,礼崩乐坏。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道德标准的更替呢?我想毫无疑问地要归结于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进的社会制度演进。社会制度的变化会决定道德标准的大规模变化。社会制度又极大程度上由生产力决定,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间接决定道德的发展。

人们的道德水平是渐进的。因为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是处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时代。所以总体上讲,道德水平是不断升高的。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道德被抛弃,有些道德产生,有些道德复苏,这都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最终目标的。比如,在奴隶制时代,人被“礼”分为天生的几个等级,低等级的被高等级的奴役,是理所应当而且神圣的。一方面,有活人殉葬这种明显反人类的行径(以今日标准)作为“道德”,另一方面,在商周时期的贵族战争中又产生了许多“贵族的道德”(与欧洲中世纪相似)。这两部分并不抵触,都是为了维持社会制度而诞生的。因此,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过程中,这两种道德的时代价值逐渐丧失,最终,这两种道德也被时代抛弃了。

我以前想,今人(不包括一般人)看待古人的道德,往往很难理解,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才能分析清楚;古人有会如何看待今天的道德?会觉得是进步吗?

我觉得像不能随地便溺这种,古人很容易理解。但对于一夫一妻,人人平等之类则不然(不包括古今之交的清朝末期)。但无论古人的答案如何,对事实是不能增减一毫的。当然,清朝末期的人们,对于道德准绳的迅速变换也是有感觉的,甚至说就是他们中的一些引导了风气的变化,使它服务于社会改革。

我看三体中叶文洁对罗辑提出的星际社会学,觉得很有意思。我之前还看过一位诺奖得主测算的星际经济学模型。人类的道德水平是随着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外星人的道德会如何表现?

当人类和外星人处在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二者的道德水平会大体相同吗?如果该外星人是类人生物,有人类相似的性质,母星与地球相似时,那这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毕竟一个文明整体的道德是受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是就像星际经济学也必须预设与普通经济学相同的底层条件(即:人是逐利的,预设外星人亦同),猜测外星人的道德水平也必须预设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人类身上成立,而且是一些生物性的条件,比如:是碳基生物,个体先天差异不明显,具有同情心,等等。

但事实上是,外星生物可能表现出与人类完全不同的体貌特征,这是更符合统计学的。这种情况下,想要理解外星人的道德是很难的,甚至外星人是否会产生道德这一概念也是不能确定的。道德的产生条件要求人类是社会性明显的动物,具有同情心,并且以确定族群延续为整体目标,以个体生存为个体目标。外星生物的道德则受限于他们的生物性条件。

比如,今天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一是(法律前)人人平等。很显然,如果人类的个体差异大到有人幼儿园变成爱因斯坦或者五岁长成施瓦辛格,并且这些特质可以稳定遗传,那这个价值就不能建立起来(除非技术发展到可以无视这些先天条件)。

再比如,有外星人是完全不追逐利益的,那么他们甚至可能不产生金钱,也就失去了与金钱相关的一切价值观和道德。我先前觉得,不追求利益的外星生物甚至无法产生足够稳定的社会联系,所以不会存在于星际社会。但是,假如这种外星人个体能力超群,并且有特殊的社会交流方式(比如电波),现在我猜测,那也未尝不能发展到星际时代。

我想,星际社会是如此的广阔,具备极端的多样性,那么普遍的星际定理几乎不能在社会学(以及很多社会科学)上建立起来。具体到道德上,也就是说,在相同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在优势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 ;在劣势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总之,以目前的人类对于宇宙的了解,星际社会学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甚至这个轮廓也是虚幻并且随时改变的。这很容易认识到,因为这就像在人类对地球并无整体感知时,世界历史的观念是分割到各个区域之中,整体却显得并无关联。

具体到现实事务上,在人类至少发展到 I 型文明之前,贸然联系系外文明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霍金的顾虑是正确的。因为宇宙间的不确定性是如此的明显,可能高级文明只凭几个或者几十个个体就能毁灭地球(就像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技术的代差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星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因为外星人即便有和平主义的观念,那种观念可能也是与地球的截然不同的。就算是在以与人类相似的和平主义为主导的文明,即便只有几个好战分子,人类可能就会灭绝。更何况外星的文明主义很可能就像它在地球一样难以成为主流思想。

War, war never changes.——《Fallout》

雨果

雨水代替因公出差的苹果 留在树上
鸟儿们还会欢唱吗 还会繁殖吗
大地还会口渴吗 还会蜕皮吗
冬天到了 明天还会迟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