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时代属性和星际社会学

说到道德的时代属性,就是预先设立了道德不是万古不变的这样一个观点。以今天的眼光反视历史,这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实际上也是了解这一点的,只不过他们在历史变换的迷雾中,对道德的变化仍没有全面的印象。孔子说:“克己复礼。”这个礼,也就是奴隶制时代的礼教规范,是需要人们去“复”的。可见在那时孔子清楚地认识到了先秦时期相对于三王之世的“礼崩乐坏”,也就是道德标准的改变。

在先秦时期,礼崩乐坏。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道德标准的更替呢?我想毫无疑问地要归结于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进的社会制度演进。社会制度的变化会决定道德标准的大规模变化。社会制度又极大程度上由生产力决定,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就会间接决定道德的发展。

人们的道德水平是渐进的。因为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是处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时代。所以总体上讲,道德水平是不断升高的。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道德被抛弃,有些道德产生,有些道德复苏,这都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最终目标的。比如,在奴隶制时代,人被“礼”分为天生的几个等级,低等级的被高等级的奴役,是理所应当而且神圣的。一方面,有活人殉葬这种明显反人类的行径(以今日标准)作为“道德”,另一方面,在商周时期的贵族战争中又产生了许多“贵族的道德”(与欧洲中世纪相似)。这两部分并不抵触,都是为了维持社会制度而诞生的。因此,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过程中,这两种道德的时代价值逐渐丧失,最终,这两种道德也被时代抛弃了。

我以前想,今人(不包括一般人)看待古人的道德,往往很难理解,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才能分析清楚;古人有会如何看待今天的道德?会觉得是进步吗?

我觉得像不能随地便溺这种,古人很容易理解。但对于一夫一妻,人人平等之类则不然(不包括古今之交的清朝末期)。但无论古人的答案如何,对事实是不能增减一毫的。当然,清朝末期的人们,对于道德准绳的迅速变换也是有感觉的,甚至说就是他们中的一些引导了风气的变化,使它服务于社会改革。

我看三体中叶文洁对罗辑提出的星际社会学,觉得很有意思。我之前还看过一位诺奖得主测算的星际经济学模型。人类的道德水平是随着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外星人的道德会如何表现?

当人类和外星人处在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二者的道德水平会大体相同吗?如果该外星人是类人生物,有人类相似的性质,母星与地球相似时,那这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毕竟一个文明整体的道德是受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是就像星际经济学也必须预设与普通经济学相同的底层条件(即:人是逐利的,预设外星人亦同),猜测外星人的道德水平也必须预设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人类身上成立,而且是一些生物性的条件,比如:是碳基生物,个体先天差异不明显,具有同情心,等等。

但事实上是,外星生物可能表现出与人类完全不同的体貌特征,这是更符合统计学的。这种情况下,想要理解外星人的道德是很难的,甚至外星人是否会产生道德这一概念也是不能确定的。道德的产生条件要求人类是社会性明显的动物,具有同情心,并且以确定族群延续为整体目标,以个体生存为个体目标。外星生物的道德则受限于他们的生物性条件。

比如,今天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一是(法律前)人人平等。很显然,如果人类的个体差异大到有人幼儿园变成爱因斯坦或者五岁长成施瓦辛格,并且这些特质可以稳定遗传,那这个价值就不能建立起来(除非技术发展到可以无视这些先天条件)。

再比如,有外星人是完全不追逐利益的,那么他们甚至可能不产生金钱,也就失去了与金钱相关的一切价值观和道德。我先前觉得,不追求利益的外星生物甚至无法产生足够稳定的社会联系,所以不会存在于星际社会。但是,假如这种外星人个体能力超群,并且有特殊的社会交流方式(比如电波),现在我猜测,那也未尝不能发展到星际时代。

我想,星际社会是如此的广阔,具备极端的多样性,那么普遍的星际定理几乎不能在社会学(以及很多社会科学)上建立起来。具体到道德上,也就是说,在相同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在优势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 ;在劣势外部条件下,不能确定外星人比人类道德水平高,也不确定会更低。总之,以目前的人类对于宇宙的了解,星际社会学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甚至这个轮廓也是虚幻并且随时改变的。这很容易认识到,因为这就像在人类对地球并无整体感知时,世界历史的观念是分割到各个区域之中,整体却显得并无关联。

具体到现实事务上,在人类至少发展到 I 型文明之前,贸然联系系外文明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霍金的顾虑是正确的。因为宇宙间的不确定性是如此的明显,可能高级文明只凭几个或者几十个个体就能毁灭地球(就像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技术的代差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星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因为外星人即便有和平主义的观念,那种观念可能也是与地球的截然不同的。就算是在以与人类相似的和平主义为主导的文明,即便只有几个好战分子,人类可能就会灭绝。更何况外星的文明主义很可能就像它在地球一样难以成为主流思想。

War, war never changes.——《Fallout》

雨果

雨水代替因公出差的苹果 留在树上
鸟儿们还会欢唱吗 还会繁殖吗
大地还会口渴吗 还会蜕皮吗
冬天到了 明天还会迟到吗

试试就试试

才发现更新了之后编辑器可以调色了。

红配绿吔。还能调字号六。

这是我的呐喊:

啊!!啊啊啊啊啊!!!!

新的编辑器有名字,叫古腾堡。名字不错。且慢,叫我想想,谁发明雕版套色的来着?

  • 我忘了
  • 还是说没人知道
  • 我不知道
  • 这不重要
  • 我不感冒
  • 药 不要闹
  • 不要吵 不要吵闹!
  • 药药We shall!
  • Ào-
  • Portugal!
  • Right now!
  • Out of DOOR!
  • BUT HOW?
  • Num Avião!
  • 哦疾驰哦狂飙!
  • 人生哦就要çao!
  • 这就是Portugal!
  • 哦to Portugal WE SHALL!
  • 不要逃!你走不掉!
  • 就现在!C! I! A! O!

哦,引用还是这么丑的斜体。这才是我认识的编辑器嗷。

这丑丑的粗体妈耶惊飞了要。

阿拉伯史我看不进去,人名地名记不住。阿拉伯语听说贼难,它那段子我都讲好几次了靠。

德语跟英语挺像的,是那种基础性的相似。是一个族的吗我忘了真难搞。

英语听力真的要好好练哎,还有西语听力,葡语听力我哭辽。

今儿煮了螺蛳粉,可辣死我了。应该是辣椒油倒太早。太入味了,贼辣日噢。

十九岁的第一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在线等有缘人开发区块链,回收铁钉辫子长头发马槽。

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

中国的地名都是有意义的,这是废话。汉语里名、义并举,有名必有义。这是地名也有意义的原因。

就我所知,外国的地名跟中国的不太一样。我想,在一个地方刚有自己的名字时,这个名字多半是有所象征表示的。但是如果时间久远,兼之民族记忆不连贯,地名失其本意是常有的事。即便是在中国,传承素称一贯,解不出的地名也有,解得囫囵的也不少。但是好在中国文字来得早,地名早几千几百年就写下来有了定型。不像欧洲古时候大多地方地名有音无定形,民族语言文字诞生得又晚。等到他们统一了民族语言,做了正字法,那名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居民统治者的口音变来变去,早就曲折得不像话了。就算是让起名的先民复活回来,多半也是鸡同鸭讲了。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解释名字的文章。上学期会话课,我忘了是做哪个主题了,我给我们Dani解释了几个中国的地名的意义:

  • 北京 la capital del norte 北方的京城
  • 上海 hasta al mar 近海的地方
  • 长春 la primavera de siempre 长久的春天
  • 香港 el puerto de las especias 香料的港口
  • 长安 la paz de siempre 长久的和平

Dani看起来有些感兴趣,问我是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名都有意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她问我,“广州”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想了想,应该解释成“el partido extenso”比较合适。

很多民族具有群体性的取名困难症。他们给一个地方取好了名字,就一定要多用这个名字几次,仿佛少叫了一次就亏了一样。到最后,一个名字要指好几个地方,他们就又只得给这个名字加上区别的标志。比如,法兰克福就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和Frankfurt an der Oder)。为什么都在河边?因为“法兰克福”的意思就是“法兰克人过河啦”。法兰克人就像在给妈妈打电话:“妈,我今天过了奥得河啦,我要找隔壁罗马人玩儿去啦!”,”我又过了美茵河喽,我一会儿就要跟罗马人打架了 ,不用担心! ”

我真不是嘲笑德国人的起名技术。他们没建起十个带后缀的汉斯海姆真是太为历史上那些声名赫赫的游客们着想了。何况,有法兰克福的时候,德国人说不定还在林子里打猎。

英国的地名没什么可说的。唯独牛津(Oxford)值得一提。南边的法兰克人渡河,英国的牛也渡河。而且它沾了中国人了解得早的光,少有地是意译过来的,日后的英国地名多是音译了。奥克斯福特?听起来像小轿车的名字。迁移到中国,天津也是这种起名思路。但是Kaiserfurt或者Emperorford看起来似乎不那么口水。至于风陵渡,有山有水,简直是诗,高冷得跟它们放不到一块儿去。

英国的地名真的无聊。刚才本来不想多提,突然又想说他们自己的名字。盎格鲁-萨克逊,盎格鲁在丹麦,萨克逊就在萨克森。这群人的名字就透露着一股丹德协和的串味儿感觉。英语又是串了味儿的日耳曼人语言。英国的地名就串得更多了,地图上到处刻着“某族到此一游”。问题是这家伙以前还有一阵阔得不行,轮到它到处给人取名字。英国人取名的一套说起来大概是从各地取材加个“新”字就成了,比西班牙人更没劲。带新字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差不多是在新大陆,也就当成是没意义的几个音节过去了。英国人自由发挥的其他地名一个比一个难看,里边我最不能忍的就是金士顿(Kingston),这个名字透着正反两面的无聊臭味。其实我觉得与其都这样了,不如意译好了:就叫它王家屯吧。

跟国王屯相对的就是昆士兰( Queensland )了,要不还是叫它皇姑屯。其实澳大利亚这个名字还可以,贵在真实。虽然跟奥地利千里撞衫,莫名跟匈牙利扯上关系。而澳大拉西亚就透露着一股随缘分类法的山寨感。

西班牙人迷信,取名往往都带着宗教的色彩。而且,与其说他们更愿意用土著的语言称呼旧有地名,不如说他们真的是懒得取名。要是偏就得取名,没什么文化的征服者们拍了拍头发稀疏的脑门,取了十个圣玛利亚(Santa María),二十个萨尔瓦多( Salvador )和三十个圣地亚哥(Santiago)。

西班牙语地名之最莫过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很理解大家对于南部风光的喜爱之情,我能想象得到探险家们初来乍到,流连于美景的场面。但是这种美景不配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吗?布宜诺斯艾利斯:好气呀。

奥雷里亚纳是西班牙征服者中为数不多比较有文化的。在他之前,亚马孙河的名字是里约格兰德,大河。在西班牙人眼里,美洲的所有河都有同样的特征,大。于是这些河都叫大河,有理有据。多亏奥雷里亚纳临场发挥了一下,从希腊神话里找了个单词安了上去。不然地理书上讲,世界第一大河叫大河,感觉不太妙。

欧洲人在探险过程中取得地名里有不少带着希腊的色彩。据悉,他们都是希腊人(希腊分类法:蛮族)。他们都不怎么懂希腊语,不过不妨碍他们取希腊式地名。只要在任何词后面加上波利斯(polis)或者尼西亚(nesia) 就成了。

希腊是最早给其他人取名字的那些。他们创造了大洲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实用。亚非欧三大洲本来是一块大陆,强拆成三大洲可能是最不合适的。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划分亚欧大陆,划分成四或者五个大洲作为高级连续地理单元是比较合适的。

希腊人和很多其他民族一样,对日升所指示的东方具有别样情怀。他们称东边的土地为亚细亚。山东有城日照,日本国王自称“日出处天子”,中世纪还有黎凡特(Levant)这个名词,本义“升起”。安纳托利亚也许也有此义。在美洲土著居民的命名中也不鲜见。

日本原名和国,中国典籍称倭国。盖因其国人多为和族,和族又称倭族。古时和、倭同音,原应无异。国名从族名,这是朴素的命名法。倭字本来是无贬义的,就如支那一词一样。但是久经他者用鄙夷嘲讽的语气念叨,就带上了不妙的含义。中国固有名。而日本是生造了这个词当做对等交流的国名。太阳固然东升西落,但是日出与日落往往相对而行。即使日本古人没有地圆的认识,那句“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已然带上了以中国为中的暗示。

韩国(大韩民国)亦有汉江。首尔曾经的表记汉字是汉城,或汉阳。说起韩国的“汉”,与中国汉族族名中的“汉”字渊源不浅。汉族的民族起源不述,只说名字。早先汉语里“汉”专指银河,天汉、星汉、河汉皆是。汉族先民相信天地感应,天文与地理一一相对。在这套理论里,银河在大地上有一条对应的河流作为投射。于是这条河就被命名为汉水。汉水上有两座市镇,根据它们的地理位置差异,分别被命名为汉中和汉阳。秦末年,群雄逐鹿,约定先入咸阳者为王。刘邦凭此功受封汉中王,又称汉王。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凭汉王位登基,建立汉朝。汉朝文治武功,实数殊远,以至于使族名从国名。汉族就是这样诞生的。

韩国地名与中国多有重复。盖因中国多战乱,兵民流徙,有类侨置。汉江因有楚地移民居住,故得名。韩国人今天说,“汉”此字意为“大”,实属谬论。汉水难不成意思是里约格兰德?日本沿习下的地名多有含义,因为早采用了汉字表记而今日仍得以解释。而在日本用汉字表记前产生的古早地名虽然亦有汉字地名,但多只表音,义无所出了。

中国的地理学发展起步较早,记述极其详备,系统完善,对地理名词的记载也完括。中国地名千万,命名法的发展也有迹可循。

总的来说,中国对治下地区的命名法以世界视角看是独特的。 早先禹贡有九州之分,这九州命名的本字都出自自然地理的区分。这些古地名的最初含义大多已不含在该字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中了,如冀指两河间的土地,等。这一时期的命名法与其他地区民族的相类似。当这些地名固化之后,又产生了以之为地理对照的命名方式。在儒学思想普遍之后,中国的命名法便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这时期传承而下的地名,集中采取了平、安、宁、顺、文、武、开、化、威、镇等字,与早期的地名不同,含义是今人也能从字面上理解的。这种命名法也被运用到中国一些周遭地区的地名中去了。现代以来,又有一些地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特征。这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类似。

欧洲部分地区有以人名作地名的命名法,这是与中国截然相反的。中国的人名,尤其是位极者的人名传统上需要避讳。有些地名为避讳甚至经历了数次改动。当今当已无此虑。

中国地名命名最高的,应当是以京字结尾。虽然现代汉语里都字与京字几乎同义,但是实际其字之格略低于京字。今日中国京于北,称北京。日本京于东京都,称东京。东京本在中国有成例所指,即今开封。日本善于附会,旧京京都,别称洛都,仿效唐时西京洛阳而建。日本国王古时便自号“天皇”,此号亦早有其人确指,与此文无关,不赘。

中国人重视万物的名字。这促进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的归纳和思考。在造字的同时,他们赋予万物以名字,这些单字词包括花色不同的马,上千种颜色,纹理有别的玉石,形形色色的飞鸟,等等,占有了我们语言的一半重量。在造字时,在命名时,一凿一勾的痕迹,真能跨越几十个世纪。因此早先的名与字,是“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

胡戎蛮夷,字间透着上古遗留的血迹,这些曾与我们的祖先为敌的四方之人,恐怕并不如此自称。 匈奴、鲜卑、羯、氐、羌,这凶名赫赫的五胡,今天都在哪儿呢。西域百二十国,早已人去名除。曾与中国东西相望,“胜兵百万”的大秦国,也已经覆灭五百年了。如果没有中国人记录史料,许多小国恐怕已经无人知晓,连存在的痕迹都不留一丝一毫(X3)。

存在就是一切。

我是谁

世界上还没得人晓得我。我也不信以后有哪个会晓得。

我的确有点不太一样。我怕痛,怕血,怕黑,怕鬼,怕死。我不怕高处没有栏杆的天台,不怕挥舞起来的拳头,不怕逆着人流行走,不怕洪水猛兽,不怕死亡。

我读爱情小说,读科幻,读历史,读扉页上的话,读画册上的页码。我读谩骂,读性交描写,读临死诅咒,读尖叫的音符,读初恋的告白,读心。

我不尊老爱幼,不乐善好施,不取长补短,不信传统美德,不在你的集体之中。我是不信神,不信灵魂,不信命数,不信死后的审判,不信神仙皇帝,不信伟大同志,不信邪。

我相信牺牲和奉献,相信后必胜今,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没得同胞,没得亲戚,没得知音,没得领袖,没得主体思想,没得苦衷。

我能插科打诨,能做梦,能绘画,能写诗,能从善如流,能自由,能从恶如崩,能步行和奔跑,能飞。我不能举手表决,不能忍让,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束手就擒。

我要求爱,我要爆发,我要呵斥,我要怒吼,我要锤爆所有傻逼。我不要漂流,不要因势利导,不要避风港,我不要幻想。

我睡,我玩,我亲吻,我嗅,我嘲笑,我爱,我流泪,我躺着不睡,我爱得流泪,我可乐喝得牙痛。我是世界的遗粒,天空中下沉的部分,我是国之鄙。

我有合乎规矩的形状,我有飙飞的脚力,我有高人的哲学,我有未尽的诗句。我是诗。我不会熄灭,不会受潮,不会开车,不会损耗,不会好言相劝。

宇宙起源于一场爆炸。我们的星球和银河迄今仍活在这爆炸的余波里。在爆炸里,我静静地想,谁是我呢。

趋势

需要在学校学历史的时候,我不喜欢模块化的分单元的教科书。当然了,我挺理解的,教科书嘛,要考虑教授的需要和学生们的接受和理解的程度。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学习者来说,的确他们只需要记得一些史实,接受它传达出的历史观点和观念,在一张纸上填满所有格子。

历史作为一门课程时最缺乏它本应具有的吸引力。它是一门学科,是对过去的总述、编辑和猜测,是“今日”的基础。历史具有趋势。

作为官方编纂的教材,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还比较良心。它的精华往往在正文之前,导读,序言,单元的切割,等等。它介绍了历史的趋势。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把历史的趋势解读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类的简单短语。这其实是它的影响的一面,并非它的本体。历史的本来趋势当然是趋向“今日”。

虽然我对教科书有些不满。想自己写出些写明白些突然觉得确实是一件难事,不过好在我不需要教给别人,尽可以委婉些。今日所存在的大多是过去的趋势的产物,也就是历史的产物。未来将会存在的是眼下的趋势的可能产物。趋势不是必然的。如果说人类历史的趋势是肯定的,这不太现实。马克思的时代尚且没有毒气、原子弹和种族灭绝(说起来这都是他的同胞发明的)。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趋势不仅不是必然的,甚至会完全地永远终结。如果将它分门别类地细化,大多数存在过的族群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远古时候,种植者从采集者中分化出来。它俩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食物采集者和种植者很难说有什么高下之分。如果当时的哲学家能够分析这个问题,恐怕大多不敢断言。几千年后,我们才搞得清楚,采集的手段是落后的,在它的基础上不可能发展出更高阶段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我们祖先的文明,是在种植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中,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区域中,趋势是由采集发展为种植。

这种趋势实现的过程倒是充斥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意味。如果将两类人群做对比,历史的趋势的确是这样的。而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对趋势的响应程度的区别很可能不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因为这种趋势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是庞大的对象,一个普通人对它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当然了,从采集到种植的趋势的实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个趋势,也是最重要的。它彻底覆灭了一类族群。而今日的社会的趋势,往往更加迅速更加强力,其中的一些长期趋势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也是明显又深层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我们处于历史的趋势当中,想要透析它而往往不可得。纯以生产力指标来评判,又容易被一时一地的局限所困。它半遮半掩,就像是织布里的一条纬线,时隐时现。有时这个趋势突然显现得清楚,但是人们即便明白,也很难做什么来改变。历史的趋势我不觉得是具有温情的。

2019新年陈词

昨天晚上去看汤唯的地球上最后一个夜晚。之前还吃了牛肉火锅,味道不错。电影相当无聊,不过也给了我一些些启发,讲些自己都搞不懂的东西就像是拿鸭肉煮牛肉火锅,要被骂的。

本来计划了好久,我们一行五个人看完电影就去网吧通宵庆祝跨年夜。但是电影搞得我很困,我就先回来睡觉了。那时已经十二点多,已经错过门禁时间了。走在路上,我想,这要是一会儿看门阿姨不让我进,我就回去找他们继续玩下半场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操场上灯还亮着,很费电,但是还正好,省的我看不着路摸黑走。

反正最后宿舍看门阿姨骂骂咧咧解开锁,让我进去了。我烦死她们了,每天早上她们都不开门,叫门掩着,有人走过把门撑开了,她们就叫:“哎!把门关上!冻死阿姨了!”这一栋楼里住着可能有上千个人,每个人过去都得“随手关门,谢谢配合”,不过也没人提出些意见,这也太讲不通了吧。

又过了一整年,看了不少无聊的书。2019年我想仔细看看欧洲历史,东欧还是没兴趣,但是也要找来了解一下。手头的这几本要赶快看完。

2019年1月1日

简装名著

我记得那家距我的小学一个街角的书店,以及我是如何一本又一本、一排又一排地读光“经典名著”和“少年漫画”这两个分类的书架。

我想,如果在那个我妈没空带我的下午,她没把我送到书店之后跟我说“在这儿看书,我晚上来接你”这句的话,我现在会去哪儿呢。我想着我童年时的街坊邻居,和他们孩子的去路:有的混了社会染了一头粉毛,有的初中毕业不知去向,有的高中上了一年退学参军,今年已经转业;有的上了职业学校,有的考上了三本或者专科。我还一一地记得他们,记得我们冬天插在雪堆上的炮仗,记得崩得四溅的冰晶和雪花还有雪堆上斑驳的缺损和炮仗紫红色的粗糙纸皮。而我已经很久不放炮仗了。

当时我每天有一块钱的零花钱。每天早上要上学时我妈塞给我,要我买点零嘴什么的。但是我通常把它们皱巴巴地带到学校,又汗津津地揣在裤袋里带回来,平平整整地捋直,夹在一本书里。当我存到八九张时,就去找我妈“取整”,换回一张十块的票子。随后便兴冲冲地跑到书店,挨着号码买回一本《龙珠》,在回来的路上就把它看完了。

海南文艺出版社的这套《龙珠》似乎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套集齐了的漫画。每本都有可恶的塑料套子,叫我不能在书店里看霸王书。每本的书脊还有一小片图案,集齐了四十二本之后,书脊和书脊挨着,一长条地连起来就是神龙、七颗龙珠和所有“正义的伙伴”。可惜几次搬家之后,这套书已经不全了。

我很喜欢那家书店。它名字叫“正大书苑”,有两层,在楼梯上一级一个地铺着垫子,大家就去那里坐着读书。但是小学每当我下课放学,正是人多的时候,楼梯上的“雅座”满满当当,我只好蹲在架子下边看,不时挪挪地方让人。没一年我就跟那里所有的店员都混熟了,他们都不赶我。我去年暑假回去时,只剩下一个我认识的店员了。她当时二十出头,是理货员,还没结婚;现在三十多了,当了经理,孩子好大了。

那里的书架上的某一本关于历史的书告诉我,从前的书可不像那时我眼前的一排排整齐罗列的工业化印刷产品。在欧洲,人们用羊皮纸;在中东,用莎草;在中国,用简、帛,诸如此类。即便中国人早早地发明了纸,总体上看也无济于事。书是“贵族、神职人员的专利”。我又从另外一本书中得知了一些关于装帧学的知识。于是我才了解,在纸张普及之后,到印刷术爆发之前,西方的书并无今天一样的精装平装之分,无一例外,全是精美贵重的工艺品。

工艺品自然不差,但是书天生并没有这个属性。简装的书简直就像是赤裸的知识,去芜存菁,一目了然。精装书呢,就像吃坚果,我不喜欢。插一句实话,读古典名著,尤其是小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作用是很不明显的。有人鄙薄畅销书架子上每本定价49.9的精装书。没必要的,看就看了。

我一本一本地读过它们,我觉得就是那些文字变成了我,至少是部分的我。我的手指曾经抚摸过多少油墨印染出的字句,捻过多少页张纸,我不知道。

铁锹将军

我读水浒不爱看结尾。我虽然不喜欢李逵,不喜欢这个有勇力的恶汉,但是唯独要挺他的一句话:“招安,招甚鸟安!”

宋江是杀了人而刺面发配的,又因为反诗而落草为强盗,他本身是朝廷小吏,自然有小吏的想法。梁山泊里多少曾经有正经官职的将军,都不像宋江一样,一心只想着受恩招安。小吏的职位,任谁都不能舒展胸腋。更别提宋江心中还有志向,不善于隐忍又生性狡诈残忍。所以一步步看似机缘巧合,实则只有一条路:上山。

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属于比较典型的绿林农民军领袖,小人物的狡黠和大英雄的志向夹杂在他的身上。嘴里是仁义道德江湖义气,心里全是赚他上山、杀人全家。赚上来的大都是强盗无赖,杀人全家的里面也不乏积善之家。绿林其实是讲不起善恶的。

水浒传里有个人物,似乎也是在一百零八星宿之中。但是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写他出场时,使兵器铁锹一柄。

铁锹!这东西能上战场吗?挖土合适,种田趁手的铁锹,要是放在马上,骑战时使,对面来将不用通名估计就要自己笑落马了。

铁锹新打出来本来就是边缘有曲线的一块儿铁板。用的久了,土石剥削夹削,自然而然就蹭出刃了。唯有一点不好,这刃是卷的。造铁锹又多用熟铁,软得很,如果常用来切削人体,是不禁用的。兵器相击更是捡不着便宜。我仔细想想,若光说杀人,铁锹应该使得。拍的拍扁,削的削翻嘛。但是要论上战场的话,恐怕铁锹一比不上刀枪斧钺这十八般,二来也比不上那些奇门兵器。

传说干将造器,“干将发硎”,用了三百童男、三百童女填炉,剑才炼成。又一说是他妻子莫邪牺牲,才造得出来。铁锹将军的铁锹,却是在土地里造就的。他原本是农民,耕田为生,自然要有一把趁手的农具。这一套农具可能还是铁锅以外家里为数不多的铁器,说不定还是传了两三代的。铁锹将军勤恳耕田,享受不得,活路是有的。但是活路原本只有一条,这一条路也眼见得是被堵死了。也不知是被恶霸强占了妻女呢,过了灾兵呢,还是遭了强盗,总之他从农民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铁锹将军”。——可能也并不决然。

铁锹将军我记得他是先跟另外两人在某处劫道,后来也忘了是跟谁上的梁山。——反正肯定又是先大仁大义后大酒大肉的一套。他在招安之后如何,我也毫无印象了。我只是突然地想起了他,想起了他手里紧握的铁锹。那铁锹在削掉不知谁的人头之前,本来只伤过杂草的性命。也不知道这柄铁锹,是喜欢小山后头的几分薄田,还是中意马上横飞的流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