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与我的历史观

历史显然是客观的,它基本决定于地理条件。鉴于人类早在文明产生前数千年就分散到了世界各个地区。而地理先于大迁徙存在,历史(文明史)又后于它产生。所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因为人类受各地区的地理条件所分别设限,而各不相同。

我最开始接触历史,和历史学,媒介是各种中国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受作者思想影响,基本反映了中国传统上占主流的英雄史观,是主观的,强调英雄角色。阅读这种小说,很容易就被其中的观点浸染,萌生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等的看法,还夹杂着心中拍荡的虚假豪情。

然而历史小说(演义)的局限自然无需多言。中国公立学校的历史课程是我的启蒙,我接受了官方哲学和官方史观,我相信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种史观无疑比传统英雄史观先进,而离真理只有两百年所隔。在马克思之后,人类抛弃了或惺惺作态或障目自言的旧的各种历史观点,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们的历史,从中归纳出了世界历史的共性,可以说就是:地理决定历史。

在一切之初,人的历史就是沿地理而上的历史。智人向四处扩散,如同其他物种一样,这是人具有动物性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历史刚刚产生而尚未被记录的时刻——而已犹然带着地理的印记。人类之所以能在遂古之初便凭躯体跨过今日所见的茫茫大洋,便是地理环境的网开一面。冰架随冰期而浮现,使人类分散到各个大洲,冰架随之消散,将人类拘束在各个分散的单元之中。人类真正的文明便产生在那之后,真正的文明史是地理性地分割开的。

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古人类文明遗址基本都处在一种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大河、平原、气候温和,等等。这些是人类脱离蒙昧的必要初光,这些要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生产力与土地联结起来。人们不仅需要放弃逐水草而居的采集狩猎生活,需要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水土,需要一点时间。在这个步骤上,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先后完成,产生了农业文明,而澳洲因为缺乏稳定河流、适宜土壤,早在文明初放时便注定不能前进。澳洲原住民持续数千年的采集狩猎生活,没能发展出农业文明,就意味着人口的不发展。今天的澳洲原住民基本已经消散。毛利人倒是还在南岛北岛上盘桓。

文明肇生的元素大抵相通,这样产生了农业文明,奴隶社会。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两河和上下埃及,却不能率先封建化,进入封建社会。反而是中国,封建来得早去得迟,整整有两千年。中国封建化十分成功,却没能及时发展出近代科学和工商业、资本主义。反而是封建时代的世界偏隅之地,欧洲西部,踏出了历史的一步。这是历史的一种迟滞的惯性,也正是这种惯性,人类历史上的诸国才得以东西互起,各领风骚。

中世纪的欧洲大体上是南部比北部先进,东部比西部先进,这局势已经在几百年间完全调转了。正如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的封建时代大陆局势一样。

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变数就是新大陆的存在。新大陆隔断大西洋与太平洋,近于欧洲。这距离不近不远,刚好让哥伦布能够抵达(但距离的因素不强)。如果新大陆不存在,欧洲的情况恐怕还是中世纪的延续,资本无法快速累积,只得向情况弗如远甚的非洲殖民。北非尚且有片地宜居,黑非洲的征服必须要等到各种药物发明之后才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率先爆发呢。这已经不可知了。

谈到中国历史,地理因素的显现就更明确了。一是山川之形,二是天时之变。用这俩稍有些腐朽气息的词正好能精确反映出历史是如何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的。山川之形,是会明显受时代因素,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里我默认历史是向上发展的)所随时审视。中国起源于冀、豫,今天来看,就是华北平原,是中国界域内相当平缓最稳妥的摇篮。当华夏先民稍稍发展便开始向四方拓展。在当时的眼光看,东南、华南地区还是恶沼,东北是老林,北部是瀚海,西北是大漠,西南是绝地。但是这些地区都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而逐一被征服。经济重心的移动也能说明地理因素的决定性存在。甚至,西北的反复、北部游牧部落的进退、吐蕃的兴衰更是说明书一样的历史。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这种历史和地理节点就更明显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和灵渠等又是佐证。

天时之变,就是气候的变化、海陆的更间、水土的演化等。中国王朝的更替就是这一点与封建土地性质的结合产物。中国是制度丰满的帝国。(东)罗马帝国土地人口远不如中国,虽然拥有与中国部分类似的帝国体制,还是采用了很多分封的元素,内部的矛盾累积方式与中国并不一样。印度地区各国制度纷杂,在现代以前不作为整体叙述。

历史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以什么为目的的。这个答案可能也不是统一的。有些民族早早地创造了口述历史的传统,这种传统演变成了史诗。有些民族却迟到发明文字之后才记录历史,因此创造了史书。历史在最初应该是普遍口口相传的,但是纵向的流传方式是不普遍的。中国人是如此早地创造了抒情诗的伟大体裁,中国人充沛敏感而微妙的情感必须最早写进诗里。似乎矛盾的另一点是,对待既往的事,中国人采取了举世无双的非凡见地,宁愿沉重地背负着缄默着,也不愿轻薄地夸张成故事或诗。而人们之所以采取史诗的口述方式流传历史,不仅在于态度上的轻浮,也在于其考据的缺乏和真实性的欠缺。

伏尔泰酸涩地挖苦说,中国人缺乏史诗的头脑。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欧洲人太缺乏沉重的对待历史的感官。历史可能是故事,但绝对不会是诗。历史与诗的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也清楚,欧洲人的早期文字史料的缺乏,一方面归咎于历史的短促,另一方面要归结于所谓的“史诗头脑”。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史》和《诗》的王国。

而这种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可能也决定于地理因素的异样。西方世界的各古老民族,都并非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张的,而是点向点的迁徙。这样一来,文明不能得到渐进的发展,而只有空间上的移动。游荡的生活注定无法产生高度的文明。就像今天依旧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人一样,早期的欧洲民族也没有产生对于历史的格外兴趣。

相反,中国稳定扩张的文明让人们产生了对于“我”与“他”区别的思考,产生了“今”与“昔”的对比。历史的概念也就这样被发掘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备周期性的循环,而其他国家则是方生方死的一闪。这是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伟大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也是地理因素的明确体现。中东作为已知文明历史的源起,早早地覆灭在历史之中。地中海沿岸在中世纪繁荣一时,东罗马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持续蓬勃发展。美洲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源源不断输入黄金,以及大西洋沿岸的贸易振兴,最终到美国掌握世界霸权。这一切都以某地区或某国的极大兴盛为开端,又以它的衰落乃至灭亡作为结尾。在这之中,只有中国能够凭借王朝更替周期性释放持续积攒的土地矛盾,达到螺旋式发展的最终目的。人口、文化和土地都是这一切的保障。

历史上,正当黄金时代的国家往往会发展出某一种理论,来论证自身的特殊性,冀图逃脱消亡的必然结果。然而幻想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将视线从我们身后的历史投向头顶的星空,地理决定历史的规律依然适用。 人类的肇生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特殊性质。人类之中各部分在各个地区分别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归结于地球各个部分的特殊性。如果地外生命真实存在,那他们的历史也势必由其地理因素所决定,也就是由各个星球不同的地理要素所分别决定。这就是我的历史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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