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行僧

宗教有时要人清除欲望,其实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未来的社会必然会使人放纵,不仅仅会满足人的欲望,可能还要加倍补偿。

现代化改革后的近现代宗教往往能解放一些被束缚的欲望。理学如是,基督教也如是,这都是基于日益崛起的市民阶级的需要罢了。世俗的需要,差不多就是在世界中占大部分的俗人们的需要。

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改革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为了对抗这种现代化潮流,往往又要极力反弹,甚至保守到反动的地步,这就是叫矫枉过正了。

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未经改革的基督教和现在基督教中的一些保守教派都有种种清规戒律,戒酒,有某种饮食禁忌,规范衣着和行为,不一而足。

其实,在古代,这些戒律客观上是有益于大众的。畜牧资于食肉的动物,需要供给比产出的肉类更大量的饲料,这些饲料往往是人们也可以直接食用的。酿酒在西方需要果实,在中国更是需要粮食,也就无怪乎存在横跨各个时代的禁酒令了。豪华服饰需要大量人工,往往是在极其严苛的剥削环境下制作出的。

这些古代宗教出于悲悯或是反省的目的出台戒律,却无意中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人们不食肉就很难改善体质;制造酒精饮料的过程实际启发了种种科学技术的改良;豪华服饰和装饰品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级群体无意识地反对它,乃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社会相比古代已经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了。如果今日还把吃斋礼拜视为道德,不要怪别人笑这是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了。吃着素肉香油,吸着电子烟含着尼古丁含片,订制了三套硅胶娃娃,对一个流水线生产的木偶磕头哭泣,实在是赛博朋克式的虔诚了。

那未来的社会会是放纵欲望、道德崩溃的世界吗?既然过去的道德崩溃了,那今日的道德想必也会。而人类的欲望究竟会在哪里停止,形成自然边界?滥用酒精和致幻剂,暴饮暴食,滥交,蔑视科学和道德,是所谓的解放还是真正的泛滥呢?我们今日的自持,难道将会被视为保守和反动吗?

要我看,社会的道德的确可以改变,旧秩序也无所谓崩溃与否。但是,这乃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存续。不适合当前阶段社会发展的解放,与泛滥并无差别。

教国衰亡史话

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从来不是历史的主流。

上古时期,各大文明区几乎都曾由祭司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只有中国幸免。也因此,中国古代的巫祝、崇拜,没有演变成完善宗教。中央集权的超前发展,由此遏制了神权的蔓延。此后的中国就更没有哪个全国政权依靠神权来巩固统治了。

虽然希腊多神教影响甚广,埃及祭司把持政权,但是西方出现真正的政教合一国家还要等到基督教泛滥之后,等到东西教会分裂之后。

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教宗国诞生,教宗国否定东罗马帝国法理,教宗国另立“罗马帝国”。教宗国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它从人们手中窃夺的。教宗国是一些欧洲史学家眼里标准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还有不少主教控制着教区内的小片领土。以及依附于各宗教骑士团的骑士团国。这些封建国家也属于教国。

教宗国的组织形式是缺乏效率的,这也是很多政教合一国家的通病。但教宗国由于其奇异的制度和政体而尤为显见。政治最好的施行模式便是尽可能地与其他因素拆分,但是又不能完全分离。当政治权利与神权结合时,固然使二者得到了巩固,但是也使二者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晰。而教国以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并不是亨利八世一样以世俗权力为主体。这使得宗教领袖成为国家元首而不是相反,也就是教国与其他利用宗教维护统治的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教国的衰亡是宗教影响力减退、神权让渡于君权与人权的一种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宗教的禁锢被逐步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教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主要是藏蒙地区,随着苯教、长生天信仰的势弱和喇嘛教的扩张,最终建立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世袭”教权统治。在君权强盛的吐蕃时期,吐蕃人大肆挞伐,建立了强大广袤的君主制国家。藏传佛教则削弱了吐蕃人的好武传统,将他们牢牢束缚在高原之上,把战士变成农奴。这种统治被证明是牢固稳定的,同时是扼杀创造力的。当然,吐蕃的衰弱并不能归咎于教权的崛起(自然环境的变换更重要)。而是说,它的衰弱给了教权以可乘之机,而那之后教权的稳固使得吐蕃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教国属性非常纯正。哈里发一词便指政教合一的穆斯林领袖。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的教国属性有所减退。哈里发的世俗政治权力更受重视,他们同时具备的宗教领袖的身份为巩固政治权利服务。塞尔柱入侵之后获得了苏丹的称号,这时的哈里发只具备宗教权力。阿拉伯帝国与塞尔柱帝国分立,后者的世俗色彩比较浓厚。此后的伊斯兰教各国虽然都习惯上尊崇伊斯兰教法,但是并未再统一于同一位政教合一的领袖了。

伊斯兰教在近百年间里呈现出了保守化的倾向。虽废除了一些君主,产生了一些共和国。但是在一些国家,教权高度仍集中难以分化,宗教挑战世俗权力。一些世俗或宗教领袖企图加强教权、收紧统治乃至复辟教国,无疑背叛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信仰基督教各流派的地区,教国的衰亡与新教的产生有着可见的联系。新教的产生又是基于各种历史缘由的。到今天,教宗国拘束于梵蒂冈一隅,主教国唯有安道尔还苟延残喘,骑士团国也有名无实。欧洲的教国基本已退出历史舞台。

宗教的衰退是一个缓慢又时有反复的过程,教国的衰亡同样如此。但我们相信教国这种政体已经不合时宜,无能统治众多的人民。

教国的衰亡已经进入最后的历史阶段。即便是在有信仰宗教传统的国家,复辟或建立政教合一政体的诉求也已是几无可能实现的。人类的文明虽不能为此而稍有进步,但的确抛却了一个重又倒退的可能。

宗教和我的宗教观

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一种群体性哲学理念和秩序规范。宗教的内核是唯心的。宗教的载体是物质的,比如文字、绘画及语言。宗教的要素是人群、载体和传播宗教的行为,缺一不可。宗教和人类其他一切文化活动一样,都是历史性地存在着的,并非一成不变。宗教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影响巨大。

宗教的起源

宗教主要起源于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自然演变的宗教属于此类。有些宗教是建立在民族神话之上的,有些则是图腾、祖先、生殖、鬼神等崇拜的结合与发展。在宗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掺杂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对它的修正和补充。

多神教和一神教

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界限并不十分确定,这种评价的标准局限于欧洲视角。在这种评价机制下,影响很大的犹太教及其衍生宗教属于一神教。基督教受多神教的影响,有主保圣人这样的融合产物。在基督教国家的殖民活动影响下,很多殖民地区的本土宗教被同化,也有很多本土宗教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形式。伊斯兰教则更坚持一神倾向。

基于神话的宗教往往是多神的,而基于原始崇拜的宗教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神信仰。一神教相比多神教,往往更具有侵略性,有很高的传播宗教的热情。这是由它的组织形式和宗教思想决定的。一神教否定其他神的存在,这种否定是不可扭转的,是一神教生存的根本。为了维护这种信仰,一神教必须具备更加严密而广泛的组织形式,否则将为多神信仰所同化、吸收。

佛教、道教等不适合这个评价体制。儒教不是宗教。美洲各本土宗教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有的刚从图腾崇拜向宗教信仰过渡,有的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倾向。

宗教的经典

各种宗教的经典是其教义的集中阐释。宗教经典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范本。宗教经典大多是逐渐积累完成的。各宗教的不同派别往往为取得其经典的解释权而进行斗

从无神论观点的角度来看,宗教经典的历史性否定了其“天启”的可能。

祭司阶层

未灭绝的宗教必然保有祭祀阶层。在一些地区,有些宗教的祭司阶层依赖于世俗统治者,有些宗教的祭祀由世俗统治者代领,有些宗教的祭司则凌驾于统治者之上或拥有至少相当于世俗统治者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兼有反动性和进步性的及其复杂的统治结构。

什么无神论

无神论是对一切宗教的否定,它否定了宗教存在的基础。无神论不承认各种形式的神的存在,否定神创论。

无神论是宗教的敌人,但宗教不是无神论的敌人。无神论否定神的思想基础并不意味着它对宗教采取蔑视的态度。相反,无神论注意到宗教产生发展过程中一切有益的成果,并希望加以运用。

宗教存在的必然性

宗教毫无灭绝的可能,但其影响总体呈现下滑态势。科学在发展,宗教也就不得不随时修改教义、做出补充,以避免违背越来越明显的客观事实。

宗教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愚蠢,而依赖于人类的智慧。为了避免信仰破灭,信徒们(以及反信徒)不得不发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对宗教修修补补。

现代社会之中,宗教延续的最大动力已经不再是传教士和神父、阿訇等神职人员,而是视若自然的家庭教育。后代的信仰往往取决于父母的信仰。当社会对于某种信仰表现出一种世代延续的惯性,甚至将它视为传统时,宗教也就很难被摆脱了。

宗教的区别

“宗教是人类之癌。”这话有失恰当,可以说宗教是文明的肿瘤,而肿瘤往往有良性与恶性之分。各宗教之间区别明显。

邪教的定义是模糊的。但是毫无疑问,邪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绝无有用之处的。邪教是反人类的宗教。以任何形式支持邪教,就是反人类。消灭邪教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千年来的宿敌。由于过去几百年的科学主要在传统上信奉各流派基督教的国家上发展,基督教似乎就果寻因,自称为唯一文明的宗教。这一点对于“文明”的 追求,是比自称唯一的宗教要更退一步的说法了。

宗教的确有文明与否的区别。但这种区别的程度不是先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受科学打击的程度而定。基督教受科学发展的打击确是各教之最。因此基督教被迫分裂,连象征神的教宗都被驱逐,教廷也被迫收缩。

科学的进步和宗教的文明化是相促进的。这里我们所说的文明化,指的是对世俗事务越来越少的干涉:越少的干涉,就越文明。文明化的最高程度,就是没有宗教。

宗教对人的理智的损害是逐步减退的。这种损害的减退也是与其文明化的程度相关联的。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损害。因此在明清之前,受宗教束缚最少的中国可以发展出高度的文明。而明清之际,儒学对人的理智的损害逐渐加剧,而基督教的损害程度则减小,促使东西方文明层度的逆转。自从种姓制度诞生并与宗教结合,印度的发展便被极大的禁锢了。

伊斯兰教的早期发展与阿拉伯人的侵略联系在一起。中期的传播则与商业活动结合。它是近几百年内最成功的宗教。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北非、西亚、南欧、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得到了发展。在伊斯兰教占有基督教的土地时,它表现的比较文明,对奇米居民的态度也更加宽容,显示出自信宽容的风貌。

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埃及沦为殖民地后,伊斯兰教彻底陷入自守的困境中。为了维持存在,为了避免被基督教压缩生存空间,它显示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时,它才真正陷入了全面落后的局面。

宗教的改革

宗教的改革从诞生起便一直存在。不改革的宗教已经灭绝,不愿改革的宗教已经落后,不得不改革的宗教有机会重获新生。从未存在主动改革的宗教。宗教和其他一切统治工具一样,天然具有保守的倾向。

宗教的改革就发展方向来说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前期的制度化改革,二是后期的去制度化改革。这种宗教的制度,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教会、长老会,包括宗教礼仪与其规范,包括神和神的定义,包括宗教经典以及对它们的解读,包括宗教与其他社会存在结合的一系列方式,等等。

目前来看,最成功的宗教改革或许是是犹太教——基督教改革。它将犹太民族的耶和华泛化为基督徒的上帝,将这种宗教信仰传入今天二十多亿人的脑海。

如果就之前提到的文明化标准,新教改革也是非常成功的。与当时的保守人士的预言相反,它没有毁灭信仰,而是让它更广泛地存续下来了。

宗教的信徒

当今世界中,宗教信徒的数量多于无神论者,二者的力量对比还很悬殊。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越是具有严备教会和规范体系的宗教,越容易被宣传。无神论完全不具备宗教的这一特征,所以它的传播主要靠人们的自我思考与批判。

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推动的无神论者与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里的居民一样,是完全不可靠的。这种推动也并非当务之急。

宗教的信徒大多可以被轻易动摇。他们的信仰来自家庭影响、国家或者地方的传统、社会的压力,与经过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无神论者不同。信徒们往往还不十分了解本宗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支派别,对于宗教经典往往也没有自己的研判,只了解宗教故事与一些宽泛的理念。

这种“伪信徒”或“浅信徒”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将与无神论者长期同时存在。

宗教的进步人士

宗教之中的进步人士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使天然趋于保守僵化的宗教得以在变革中存续。

宗教具有天然的保守属性,一般的宗教人士也就同样是保守的。所以宗教之中的进步人士往往为一般宗教人士所不容。

在民族主义兴起时,天主教中的进步人士修改了教义和对教义的解释,进行了新教改革,从而使天主教这样超越国家民族的普世宗教受到限制和分割。社会主义运动处在高潮时,同样有一些进步人士希望以一种柔和的方式实现某种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一般而言,对于这些宗教中的进步人士来说,他们改革家的身份先于宗教学者或神学家的身份。

宗教与道德

宗教与道德并无一定的关系。并不能说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道德,也不能说信仰这种宗教比信仰那种更道德。道德与生产力水平具有更密切的关系。

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夺走其他人的财产、物资,甚至生命,宗教可以提供一种不受谴责的借口。当然,这种借口不只是宗教可以提供。宗教与道德或者不道德都没有必然的关联。

现代的伪宗教

在一些社会环境对宗教信仰不宽容的地区,一些无神论者假借“新宗教”的名义进行自发的宣传。他们的“新宗教”具备神、教义、传教士,有的还建立了松散的组织结构。 这种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但其本质毋须质疑。所谓的“新宗教”要么是邪教,要么是伪宗教。伪宗教不是宗教。

宗教的未来

通过观察宗教的过去与其当下,我们可以明了它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继续持续。

宗教信徒的人数可能比人类人口总数更早到达巅峰。

宗教的权威进一步分散,被世俗权力所虢夺。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会加剧宗教权威的发散。

在贫穷、战乱的国家里,宗教会得到发展的空间和异化的趋势。在经济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并不会更容易接纳宗教。相反,越是富裕、开放。包容的国家,宗教的影响力就越发地降低。

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不是现在的话),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可以视作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