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从来不是历史的主流。
上古时期,各大文明区几乎都曾由祭司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只有中国幸免。也因此,中国古代的巫祝、崇拜,没有演变成完善宗教。中央集权的超前发展,由此遏制了神权的蔓延。此后的中国就更没有哪个全国政权依靠神权来巩固统治了。
虽然希腊多神教影响甚广,埃及祭司把持政权,但是西方出现真正的政教合一国家还要等到基督教泛滥之后,等到东西教会分裂之后。
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教宗国诞生,教宗国否定东罗马帝国法理,教宗国另立“罗马帝国”。教宗国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它从人们手中窃夺的。教宗国是一些欧洲史学家眼里标准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还有不少主教控制着教区内的小片领土。以及依附于各宗教骑士团的骑士团国。这些封建国家也属于教国。
教宗国的组织形式是缺乏效率的,这也是很多政教合一国家的通病。但教宗国由于其奇异的制度和政体而尤为显见。政治最好的施行模式便是尽可能地与其他因素拆分,但是又不能完全分离。当政治权利与神权结合时,固然使二者得到了巩固,但是也使二者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晰。而教国以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并不是亨利八世一样以世俗权力为主体。这使得宗教领袖成为国家元首而不是相反,也就是教国与其他利用宗教维护统治的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教国的衰亡是宗教影响力减退、神权让渡于君权与人权的一种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宗教的禁锢被逐步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教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主要是藏蒙地区,随着苯教、长生天信仰的势弱和喇嘛教的扩张,最终建立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世袭”教权统治。在君权强盛的吐蕃时期,吐蕃人大肆挞伐,建立了强大广袤的君主制国家。藏传佛教则削弱了吐蕃人的好武传统,将他们牢牢束缚在高原之上,把战士变成农奴。这种统治被证明是牢固稳定的,同时是扼杀创造力的。当然,吐蕃的衰弱并不能归咎于教权的崛起(自然环境的变换更重要)。而是说,它的衰弱给了教权以可乘之机,而那之后教权的稳固使得吐蕃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教国属性非常纯正。哈里发一词便指政教合一的穆斯林领袖。伍麦叶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的教国属性有所减退。哈里发的世俗政治权力更受重视,他们同时具备的宗教领袖的身份为巩固政治权利服务。塞尔柱入侵之后获得了苏丹的称号,这时的哈里发只具备宗教权力。阿拉伯帝国与塞尔柱帝国分立,后者的世俗色彩比较浓厚。此后的伊斯兰教各国虽然都习惯上尊崇伊斯兰教法,但是并未再统一于同一位政教合一的领袖了。
伊斯兰教在近百年间里呈现出了保守化的倾向。虽废除了一些君主,产生了一些共和国。但是在一些国家,教权高度仍集中难以分化,宗教挑战世俗权力。一些世俗或宗教领袖企图加强教权、收紧统治乃至复辟教国,无疑背叛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信仰基督教各流派的地区,教国的衰亡与新教的产生有着可见的联系。新教的产生又是基于各种历史缘由的。到今天,教宗国拘束于梵蒂冈一隅,主教国唯有安道尔还苟延残喘,骑士团国也有名无实。欧洲的教国基本已退出历史舞台。
宗教的衰退是一个缓慢又时有反复的过程,教国的衰亡同样如此。但我们相信教国这种政体已经不合时宜,无能统治众多的人民。
教国的衰亡已经进入最后的历史阶段。即便是在有信仰宗教传统的国家,复辟或建立政教合一政体的诉求也已是几无可能实现的。人类的文明虽不能为此而稍有进步,但的确抛却了一个重又倒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