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与我的历史观

历史显然是客观的,它基本决定于地理条件。鉴于人类早在文明产生前数千年就分散到了世界各个地区。而地理先于大迁徙存在,历史(文明史)又后于它产生。所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因为人类受各地区的地理条件所分别设限,而各不相同。

我最开始接触历史,和历史学,媒介是各种中国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受作者思想影响,基本反映了中国传统上占主流的英雄史观,是主观的,强调英雄角色。阅读这种小说,很容易就被其中的观点浸染,萌生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等的看法,还夹杂着心中拍荡的虚假豪情。

然而历史小说(演义)的局限自然无需多言。中国公立学校的历史课程是我的启蒙,我接受了官方哲学和官方史观,我相信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种史观无疑比传统英雄史观先进,而离真理只有两百年所隔。在马克思之后,人类抛弃了或惺惺作态或障目自言的旧的各种历史观点,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们的历史,从中归纳出了世界历史的共性,可以说就是:地理决定历史。

在一切之初,人的历史就是沿地理而上的历史。智人向四处扩散,如同其他物种一样,这是人具有动物性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历史刚刚产生而尚未被记录的时刻——而已犹然带着地理的印记。人类之所以能在遂古之初便凭躯体跨过今日所见的茫茫大洋,便是地理环境的网开一面。冰架随冰期而浮现,使人类分散到各个大洲,冰架随之消散,将人类拘束在各个分散的单元之中。人类真正的文明便产生在那之后,真正的文明史是地理性地分割开的。

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古人类文明遗址基本都处在一种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大河、平原、气候温和,等等。这些是人类脱离蒙昧的必要初光,这些要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生产力与土地联结起来。人们不仅需要放弃逐水草而居的采集狩猎生活,需要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水土,需要一点时间。在这个步骤上,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先后完成,产生了农业文明,而澳洲因为缺乏稳定河流、适宜土壤,早在文明初放时便注定不能前进。澳洲原住民持续数千年的采集狩猎生活,没能发展出农业文明,就意味着人口的不发展。今天的澳洲原住民基本已经消散。毛利人倒是还在南岛北岛上盘桓。

文明肇生的元素大抵相通,这样产生了农业文明,奴隶社会。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两河和上下埃及,却不能率先封建化,进入封建社会。反而是中国,封建来得早去得迟,整整有两千年。中国封建化十分成功,却没能及时发展出近代科学和工商业、资本主义。反而是封建时代的世界偏隅之地,欧洲西部,踏出了历史的一步。这是历史的一种迟滞的惯性,也正是这种惯性,人类历史上的诸国才得以东西互起,各领风骚。

中世纪的欧洲大体上是南部比北部先进,东部比西部先进,这局势已经在几百年间完全调转了。正如东方先进而西方落后的封建时代大陆局势一样。

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变数就是新大陆的存在。新大陆隔断大西洋与太平洋,近于欧洲。这距离不近不远,刚好让哥伦布能够抵达(但距离的因素不强)。如果新大陆不存在,欧洲的情况恐怕还是中世纪的延续,资本无法快速累积,只得向情况弗如远甚的非洲殖民。北非尚且有片地宜居,黑非洲的征服必须要等到各种药物发明之后才行。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率先爆发呢。这已经不可知了。

谈到中国历史,地理因素的显现就更明确了。一是山川之形,二是天时之变。用这俩稍有些腐朽气息的词正好能精确反映出历史是如何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的。山川之形,是会明显受时代因素,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里我默认历史是向上发展的)所随时审视。中国起源于冀、豫,今天来看,就是华北平原,是中国界域内相当平缓最稳妥的摇篮。当华夏先民稍稍发展便开始向四方拓展。在当时的眼光看,东南、华南地区还是恶沼,东北是老林,北部是瀚海,西北是大漠,西南是绝地。但是这些地区都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而逐一被征服。经济重心的移动也能说明地理因素的决定性存在。甚至,西北的反复、北部游牧部落的进退、吐蕃的兴衰更是说明书一样的历史。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这种历史和地理节点就更明显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和灵渠等又是佐证。

天时之变,就是气候的变化、海陆的更间、水土的演化等。中国王朝的更替就是这一点与封建土地性质的结合产物。中国是制度丰满的帝国。(东)罗马帝国土地人口远不如中国,虽然拥有与中国部分类似的帝国体制,还是采用了很多分封的元素,内部的矛盾累积方式与中国并不一样。印度地区各国制度纷杂,在现代以前不作为整体叙述。

历史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以什么为目的的。这个答案可能也不是统一的。有些民族早早地创造了口述历史的传统,这种传统演变成了史诗。有些民族却迟到发明文字之后才记录历史,因此创造了史书。历史在最初应该是普遍口口相传的,但是纵向的流传方式是不普遍的。中国人是如此早地创造了抒情诗的伟大体裁,中国人充沛敏感而微妙的情感必须最早写进诗里。似乎矛盾的另一点是,对待既往的事,中国人采取了举世无双的非凡见地,宁愿沉重地背负着缄默着,也不愿轻薄地夸张成故事或诗。而人们之所以采取史诗的口述方式流传历史,不仅在于态度上的轻浮,也在于其考据的缺乏和真实性的欠缺。

伏尔泰酸涩地挖苦说,中国人缺乏史诗的头脑。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欧洲人太缺乏沉重的对待历史的感官。历史可能是故事,但绝对不会是诗。历史与诗的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也清楚,欧洲人的早期文字史料的缺乏,一方面归咎于历史的短促,另一方面要归结于所谓的“史诗头脑”。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史》和《诗》的王国。

而这种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可能也决定于地理因素的异样。西方世界的各古老民族,都并非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张的,而是点向点的迁徙。这样一来,文明不能得到渐进的发展,而只有空间上的移动。游荡的生活注定无法产生高度的文明。就像今天依旧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人一样,早期的欧洲民族也没有产生对于历史的格外兴趣。

相反,中国稳定扩张的文明让人们产生了对于“我”与“他”区别的思考,产生了“今”与“昔”的对比。历史的概念也就这样被发掘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备周期性的循环,而其他国家则是方生方死的一闪。这是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伟大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历史惯性,也是地理因素的明确体现。中东作为已知文明历史的源起,早早地覆灭在历史之中。地中海沿岸在中世纪繁荣一时,东罗马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持续蓬勃发展。美洲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源源不断输入黄金,以及大西洋沿岸的贸易振兴,最终到美国掌握世界霸权。这一切都以某地区或某国的极大兴盛为开端,又以它的衰落乃至灭亡作为结尾。在这之中,只有中国能够凭借王朝更替周期性释放持续积攒的土地矛盾,达到螺旋式发展的最终目的。人口、文化和土地都是这一切的保障。

历史上,正当黄金时代的国家往往会发展出某一种理论,来论证自身的特殊性,冀图逃脱消亡的必然结果。然而幻想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将视线从我们身后的历史投向头顶的星空,地理决定历史的规律依然适用。 人类的肇生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特殊性质。人类之中各部分在各个地区分别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归结于地球各个部分的特殊性。如果地外生命真实存在,那他们的历史也势必由其地理因素所决定,也就是由各个星球不同的地理要素所分别决定。这就是我的历史观点。

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

中国的地名都是有意义的,这是废话。汉语里名、义并举,有名必有义。这是地名也有意义的原因。

就我所知,外国的地名跟中国的不太一样。我想,在一个地方刚有自己的名字时,这个名字多半是有所象征表示的。但是如果时间久远,兼之民族记忆不连贯,地名失其本意是常有的事。即便是在中国,传承素称一贯,解不出的地名也有,解得囫囵的也不少。但是好在中国文字来得早,地名早几千几百年就写下来有了定型。不像欧洲古时候大多地方地名有音无定形,民族语言文字诞生得又晚。等到他们统一了民族语言,做了正字法,那名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居民统治者的口音变来变去,早就曲折得不像话了。就算是让起名的先民复活回来,多半也是鸡同鸭讲了。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解释名字的文章。上学期会话课,我忘了是做哪个主题了,我给我们Dani解释了几个中国的地名的意义:

  • 北京 la capital del norte 北方的京城
  • 上海 hasta al mar 近海的地方
  • 长春 la primavera de siempre 长久的春天
  • 香港 el puerto de las especias 香料的港口
  • 长安 la paz de siempre 长久的和平

Dani看起来有些感兴趣,问我是不是所有的中国地名都有意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她问我,“广州”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想了想,应该解释成“el partido extenso”比较合适。

很多民族具有群体性的取名困难症。他们给一个地方取好了名字,就一定要多用这个名字几次,仿佛少叫了一次就亏了一样。到最后,一个名字要指好几个地方,他们就又只得给这个名字加上区别的标志。比如,法兰克福就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和Frankfurt an der Oder)。为什么都在河边?因为“法兰克福”的意思就是“法兰克人过河啦”。法兰克人就像在给妈妈打电话:“妈,我今天过了奥得河啦,我要找隔壁罗马人玩儿去啦!”,”我又过了美茵河喽,我一会儿就要跟罗马人打架了 ,不用担心! ”

我真不是嘲笑德国人的起名技术。他们没建起十个带后缀的汉斯海姆真是太为历史上那些声名赫赫的游客们着想了。何况,有法兰克福的时候,德国人说不定还在林子里打猎。

英国的地名没什么可说的。唯独牛津(Oxford)值得一提。南边的法兰克人渡河,英国的牛也渡河。而且它沾了中国人了解得早的光,少有地是意译过来的,日后的英国地名多是音译了。奥克斯福特?听起来像小轿车的名字。迁移到中国,天津也是这种起名思路。但是Kaiserfurt或者Emperorford看起来似乎不那么口水。至于风陵渡,有山有水,简直是诗,高冷得跟它们放不到一块儿去。

英国的地名真的无聊。刚才本来不想多提,突然又想说他们自己的名字。盎格鲁-萨克逊,盎格鲁在丹麦,萨克逊就在萨克森。这群人的名字就透露着一股丹德协和的串味儿感觉。英语又是串了味儿的日耳曼人语言。英国的地名就串得更多了,地图上到处刻着“某族到此一游”。问题是这家伙以前还有一阵阔得不行,轮到它到处给人取名字。英国人取名的一套说起来大概是从各地取材加个“新”字就成了,比西班牙人更没劲。带新字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差不多是在新大陆,也就当成是没意义的几个音节过去了。英国人自由发挥的其他地名一个比一个难看,里边我最不能忍的就是金士顿(Kingston),这个名字透着正反两面的无聊臭味。其实我觉得与其都这样了,不如意译好了:就叫它王家屯吧。

跟国王屯相对的就是昆士兰( Queensland )了,要不还是叫它皇姑屯。其实澳大利亚这个名字还可以,贵在真实。虽然跟奥地利千里撞衫,莫名跟匈牙利扯上关系。而澳大拉西亚就透露着一股随缘分类法的山寨感。

西班牙人迷信,取名往往都带着宗教的色彩。而且,与其说他们更愿意用土著的语言称呼旧有地名,不如说他们真的是懒得取名。要是偏就得取名,没什么文化的征服者们拍了拍头发稀疏的脑门,取了十个圣玛利亚(Santa María),二十个萨尔瓦多( Salvador )和三十个圣地亚哥(Santiago)。

西班牙语地名之最莫过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很理解大家对于南部风光的喜爱之情,我能想象得到探险家们初来乍到,流连于美景的场面。但是这种美景不配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吗?布宜诺斯艾利斯:好气呀。

奥雷里亚纳是西班牙征服者中为数不多比较有文化的。在他之前,亚马孙河的名字是里约格兰德,大河。在西班牙人眼里,美洲的所有河都有同样的特征,大。于是这些河都叫大河,有理有据。多亏奥雷里亚纳临场发挥了一下,从希腊神话里找了个单词安了上去。不然地理书上讲,世界第一大河叫大河,感觉不太妙。

欧洲人在探险过程中取得地名里有不少带着希腊的色彩。据悉,他们都是希腊人(希腊分类法:蛮族)。他们都不怎么懂希腊语,不过不妨碍他们取希腊式地名。只要在任何词后面加上波利斯(polis)或者尼西亚(nesia) 就成了。

希腊是最早给其他人取名字的那些。他们创造了大洲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实用。亚非欧三大洲本来是一块大陆,强拆成三大洲可能是最不合适的。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划分亚欧大陆,划分成四或者五个大洲作为高级连续地理单元是比较合适的。

希腊人和很多其他民族一样,对日升所指示的东方具有别样情怀。他们称东边的土地为亚细亚。山东有城日照,日本国王自称“日出处天子”,中世纪还有黎凡特(Levant)这个名词,本义“升起”。安纳托利亚也许也有此义。在美洲土著居民的命名中也不鲜见。

日本原名和国,中国典籍称倭国。盖因其国人多为和族,和族又称倭族。古时和、倭同音,原应无异。国名从族名,这是朴素的命名法。倭字本来是无贬义的,就如支那一词一样。但是久经他者用鄙夷嘲讽的语气念叨,就带上了不妙的含义。中国固有名。而日本是生造了这个词当做对等交流的国名。太阳固然东升西落,但是日出与日落往往相对而行。即使日本古人没有地圆的认识,那句“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已然带上了以中国为中的暗示。

韩国(大韩民国)亦有汉江。首尔曾经的表记汉字是汉城,或汉阳。说起韩国的“汉”,与中国汉族族名中的“汉”字渊源不浅。汉族的民族起源不述,只说名字。早先汉语里“汉”专指银河,天汉、星汉、河汉皆是。汉族先民相信天地感应,天文与地理一一相对。在这套理论里,银河在大地上有一条对应的河流作为投射。于是这条河就被命名为汉水。汉水上有两座市镇,根据它们的地理位置差异,分别被命名为汉中和汉阳。秦末年,群雄逐鹿,约定先入咸阳者为王。刘邦凭此功受封汉中王,又称汉王。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凭汉王位登基,建立汉朝。汉朝文治武功,实数殊远,以至于使族名从国名。汉族就是这样诞生的。

韩国地名与中国多有重复。盖因中国多战乱,兵民流徙,有类侨置。汉江因有楚地移民居住,故得名。韩国人今天说,“汉”此字意为“大”,实属谬论。汉水难不成意思是里约格兰德?日本沿习下的地名多有含义,因为早采用了汉字表记而今日仍得以解释。而在日本用汉字表记前产生的古早地名虽然亦有汉字地名,但多只表音,义无所出了。

中国的地理学发展起步较早,记述极其详备,系统完善,对地理名词的记载也完括。中国地名千万,命名法的发展也有迹可循。

总的来说,中国对治下地区的命名法以世界视角看是独特的。 早先禹贡有九州之分,这九州命名的本字都出自自然地理的区分。这些古地名的最初含义大多已不含在该字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中了,如冀指两河间的土地,等。这一时期的命名法与其他地区民族的相类似。当这些地名固化之后,又产生了以之为地理对照的命名方式。在儒学思想普遍之后,中国的命名法便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这时期传承而下的地名,集中采取了平、安、宁、顺、文、武、开、化、威、镇等字,与早期的地名不同,含义是今人也能从字面上理解的。这种命名法也被运用到中国一些周遭地区的地名中去了。现代以来,又有一些地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意识特征。这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类似。

欧洲部分地区有以人名作地名的命名法,这是与中国截然相反的。中国的人名,尤其是位极者的人名传统上需要避讳。有些地名为避讳甚至经历了数次改动。当今当已无此虑。

中国地名命名最高的,应当是以京字结尾。虽然现代汉语里都字与京字几乎同义,但是实际其字之格略低于京字。今日中国京于北,称北京。日本京于东京都,称东京。东京本在中国有成例所指,即今开封。日本善于附会,旧京京都,别称洛都,仿效唐时西京洛阳而建。日本国王古时便自号“天皇”,此号亦早有其人确指,与此文无关,不赘。

中国人重视万物的名字。这促进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的归纳和思考。在造字的同时,他们赋予万物以名字,这些单字词包括花色不同的马,上千种颜色,纹理有别的玉石,形形色色的飞鸟,等等,占有了我们语言的一半重量。在造字时,在命名时,一凿一勾的痕迹,真能跨越几十个世纪。因此早先的名与字,是“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

胡戎蛮夷,字间透着上古遗留的血迹,这些曾与我们的祖先为敌的四方之人,恐怕并不如此自称。 匈奴、鲜卑、羯、氐、羌,这凶名赫赫的五胡,今天都在哪儿呢。西域百二十国,早已人去名除。曾与中国东西相望,“胜兵百万”的大秦国,也已经覆灭五百年了。如果没有中国人记录史料,许多小国恐怕已经无人知晓,连存在的痕迹都不留一丝一毫(X3)。

存在就是一切。

趋势

需要在学校学历史的时候,我不喜欢模块化的分单元的教科书。当然了,我挺理解的,教科书嘛,要考虑教授的需要和学生们的接受和理解的程度。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学习者来说,的确他们只需要记得一些史实,接受它传达出的历史观点和观念,在一张纸上填满所有格子。

历史作为一门课程时最缺乏它本应具有的吸引力。它是一门学科,是对过去的总述、编辑和猜测,是“今日”的基础。历史具有趋势。

作为官方编纂的教材,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还比较良心。它的精华往往在正文之前,导读,序言,单元的切割,等等。它介绍了历史的趋势。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把历史的趋势解读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类的简单短语。这其实是它的影响的一面,并非它的本体。历史的本来趋势当然是趋向“今日”。

虽然我对教科书有些不满。想自己写出些写明白些突然觉得确实是一件难事,不过好在我不需要教给别人,尽可以委婉些。今日所存在的大多是过去的趋势的产物,也就是历史的产物。未来将会存在的是眼下的趋势的可能产物。趋势不是必然的。如果说人类历史的趋势是肯定的,这不太现实。马克思的时代尚且没有毒气、原子弹和种族灭绝(说起来这都是他的同胞发明的)。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趋势不仅不是必然的,甚至会完全地永远终结。如果将它分门别类地细化,大多数存在过的族群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远古时候,种植者从采集者中分化出来。它俩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食物采集者和种植者很难说有什么高下之分。如果当时的哲学家能够分析这个问题,恐怕大多不敢断言。几千年后,我们才搞得清楚,采集的手段是落后的,在它的基础上不可能发展出更高阶段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我们祖先的文明,是在种植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的历史中,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区域中,趋势是由采集发展为种植。

这种趋势实现的过程倒是充斥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意味。如果将两类人群做对比,历史的趋势的确是这样的。而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对趋势的响应程度的区别很可能不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因为这种趋势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是庞大的对象,一个普通人对它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当然了,从采集到种植的趋势的实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个趋势,也是最重要的。它彻底覆灭了一类族群。而今日的社会的趋势,往往更加迅速更加强力,其中的一些长期趋势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也是明显又深层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我们处于历史的趋势当中,想要透析它而往往不可得。纯以生产力指标来评判,又容易被一时一地的局限所困。它半遮半掩,就像是织布里的一条纬线,时隐时现。有时这个趋势突然显现得清楚,但是人们即便明白,也很难做什么来改变。历史的趋势我不觉得是具有温情的。

人间事 死水篇

“老吴,革命党这回要搞个啥子事嘛?”

“啥咧?长顺你话头捋得清楚些嘛。”

“我听老太爷跟严老板讲哟,前些日子他们在那个……哪儿来着……嗨!反正嘛,是又拉着人造反啦!哎唷唷……听说那个势头啊——猛着咧!”

“我倒是说是个啥子事头嘛。又是革命党?他们哪——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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